郑秉文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亟需调整以解决不平等问题

你见过自己的退休金核算单吗？很多人不仅不懂自己怎么计算，连看都看不明白。二三十年前，这个过程简单易懂，只需将工龄与工资档次相乘，轻松算出结果。然而现在，信息量庞大的单据上充满了难以理解的术语，不仅是普通民众算不清，连社保窗口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无言以对。这种日益复杂的养老金制度，根源在于一位关键学者——郑秉文。他已年过七十，年轻时曾被派往法国留学，其丰富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思维。郑致力于将欧洲的分层社保体系模式带回中国，正是他引入了“名义账户制”，并积极推动了双轨制的并轨。这些贡献值得认可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案就没有缺陷。

2015年并轨改革正式实施，预计十年的过渡期将在2024年9月结束。大家原以为改革后会实现公平，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问题日益突出。以天津为例，2024年的养老金计发基数，企业和机关退休人员都是9232元，看似公平，但影响最终领取金额的，却是隐形的职业年金差异。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由单位和个人强制缴纳，比例分别为8%和4%，而企业方面表面的政策允许企业建立年金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只有少数企业在执行，缴纳比例大多徘徊在个位数。因此，尽管名义上是执行相同政策，实际上却在待遇上形成了显著的分歧。

再谈谈过渡性养老金，原本是为了给“中人”提供缓冲，但其复杂设计充满了许多变量，如缴费年限和过渡系数等，这些毫不精细的变量，反而让人感到困惑。随着过渡期的结束，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，职业年金的差距愈发明显，社交网络上对养老金待遇不平等的讨论越来越热烈。在同一公司不同年限的员工中，收到的养老金差异可高达千元。学界也逐渐正视这一现实，2024年时已有研究指出，自原方案实施以来，相关部门已多次进行修正，这本身就说明了原方案的不足。而针对欧洲经验的研究也明确表示，养老金改革的成功需要制度创新、社会共识和配套政策，任何一环缺失都难以持久。

中国的养老金改革显然在缺乏社会共识上存在不足。例如，一个企业退休工人的月养老金四千多，而同样工龄的机关退休人员却能领到一万多，面对这样的不平等，任何理论和精算平衡都无能为力，普通人只想问：“凭什么？”如今七十多岁的郑秉文仍在学术前沿为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、发展第二和第三支柱而呼吁，某种程度上也在进行自我反思。然而，一旦方案实施，地方细则和部门利益的困扰，让实际的修正变得极为艰难。

改革之路就像一座经历岁月沧桑的旧楼，经历多次加建，连初始的设计图都无从寻觅。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，没有人敢轻易动手。我们也不应将所有责任推给郑秉文，毕竟一个涉及十几亿人的大事，理应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。然而，学者也不能总是躲在“我只是提供思路”的说辞后面。经过十年的运行，方案暴露出待遇差距、制度复杂和群体分裂等显著问题，当初的设计假设明显过于理想。

简单将中国的基层现实转变为欧洲模型的变量实属冒险。欧洲的社会保障建立在百年市民社会基础之上，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刚完成“低水平广覆盖”的初步阶段，面临快速老龄化的压力，照搬别人的精细模型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改革的方向其实不复杂，应该先进行减法。如今的补丁过于多了，各种繁杂的公式和系数应当简化，能合并的也要合并。制定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制度，才是真正的公平。

其次就是弥补短板。既然目标是建立“三支柱”体系，那么第二和第三支柱在企业职工中的覆盖率亟需提升，不能再停留在政策文件上。让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真正惠及广大民众。到2025年末，个人养老年金的开户数已经突破1.5亿，这虽然是个好的开端，但远远不够。最后，政策解读应更接地气，减少专业术语，多普及通俗易懂的语言。只有让每个普通劳动者都能理解制度的内涵，才能确保制度的合法性。

十年前，当并轨文件下发时，许多人期待公平的到来；而如今，十年过去，问题反倒愈加堆积。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。1998年的改革为我们建立了基础，2014年解决了双轨问题，现在则是时候从复杂走向简化，从分层走向公平。郑秉文的名字将铭刻在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历史上，这个名字承载的是一代人对公平的希望，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不公的质疑。功过是非终将历史鉴定，但当下最重要的是，及时修正，避免拖延。退休金不仅仅是金钱，更是一个人一生努力的证明，这一切应当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公正体现。否者，无论设计得多么巧妙，终究还是纸上的空谈。